2020重点城市“落户大战”：11城政策修改，重点城市各出奇谋
2020年以来，一线、新一线城市户籍改革的脚步走得越来越快。
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后发现，2020年以来，四大一线城市、15个新一线城市中，至少有11城针对户籍政策进行了修改，基本都是放宽落户条件。
2021年1月12日，杭州市出台了《杭州市居住证积分管理办法》和《杭州市居住证积分落户实施细则》，修订后的新《办法》将于今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提出提高就业和居住年限分值，并取消收容教育的减分指标。
除杭州外，青岛、合肥、东莞等城市也调整了落户政策，目前很多新一线城市只需大专甚至职高学历即可落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来落户条件较为严格的一线城市，近一年来也动作频频，广州、上海等均放宽落户限制。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现在是所有城市都在参与人口竞争的时代。“除了户籍改革之外，城市想要吸引人口，就业机会是最关键的，还需要高质量的科教文卫软实力配套。”
为何重点城市放宽落户
2020年以来，大城市对人才人口的渴求愈加明显。
2020年4月1日，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新修改的《重庆市户口迁移登记实施办法》，降低落户条件。其中，放宽在主城都市区的主城区务工经商类落户条件，将务工及社保年限由最高5年统一放宽到3年、投资创业年限由2年放宽到1年。
4月8日，南京出台《关于支持促进高校毕业生在宁就业创业十项措施》，提出人才落户新政中关于本科毕业生的落户年龄规定，从40周岁以下提高到45周岁以下，大专学历人员的落户年龄上限从35周岁提高到40周岁，社保年限要求从24个月缩短至6个月。
8月14日，《东莞市人才入户实施办法》印发，提出具备国内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大专学历，年龄未满40周岁的人员即可申请入户。
9月，《天津市居住证管理办法(修订版征求意见稿)》提出，将积分落户申报指导分值由140分调整为110分，该政策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12月，合肥、青岛、苏州等城市均加入放宽落户的“大军”。其中，合肥提出，来合肥工作的各类高校毕业生、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毕业生，可以在自有产权住宅房、就业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居住地公共(社区)集体户登记户口，也可将户口挂靠在亲戚(指三代以内直系或旁系血亲)户上。
值得关注的是，除新一线城市之外，此前相对“高冷”的一线城市，也逐步放宽落户限制。
四大一线城市中，上海动作频频。2020年9月，上海将“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落户”的政策，范围扩大至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2020年11月，针对临港新片区用人单位引进的各类人才，在现行的居转户缩短年限政策的基础上，上海试行了更为宽松的评价标准，张江科学城重点产业的骨干人才，居转户年限由7年缩短为3年。
同在11月，上海《留学回国人员申办上海常住户口实施细则》印发，取消了留学人员首份工作需要在上海的要求，只需要留学人员回国后2年内来上海并持续在上海工作。
北京在2020年12月31日发布了《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在户籍派出所设立“公共户”的工作意见(征求意见稿)》，符合6种情形，可以申请在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公共户”落户。其中，新生儿的父母户口均在北京市“公共户”内，或其中一方户口在北京市“公共户”内，另一方为外省市户籍人员的，可在“公共户”内为新生儿申报出生登记。
在一线城市中，广州的动作最大，在2020年12月份发布了两份文件，提出拥有国内普通高校全日制大专学历，年龄在28周岁及以下，可以入户白云区、黄埔区、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从化区和增城区7个行政区。此外，毕业院校为国家公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才在引进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即可入户。
为何重点城市纷纷放宽落户限制?
“大城市放宽落户，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202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北京大学教授陆杰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因此，在国家的宏观政策背景下，大城市开始放宽落户。”
孙不熟也指出，根据国家政策，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因此放宽落户是自上而下推动的。
人口向中西部回流，人才向大城市聚集
重点城市放宽落户限制的原因，除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产业发展和人口的现状。
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逐年减少，尽管减少的幅度不大，但趋势已经形成。2019年，我国16-59岁人口为89640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4%。这一数据在2013年为9195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6%。此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从2015年开始，我国总体流动人口总数呈现逐年放缓的态势。
陆杰华指出，我国在21世纪之后人口的迁移流动呈现上升趋势，但这一趋势到2015年出现拐点，这意味着劳动力的迁移在下降。此外，我国宏观的人口结构显示，人口红利正逐步走向下行。但是，一线、新一线城市却是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和人才。
“对很多城市的决策者来说，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经济发展需要聚集人力，人口数据也是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因此越来越多城市加入到放宽户籍的行列中。”陆杰华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大城市虽大，但并非不缺人，一些大城市的就业人口出现下行趋势。
以青岛为例，山东统计年鉴显示，2019年底，青岛就业人员数为580.2万人，但2018年底这一数据为590.3万人，1年减少的就业人数达到10万人。与青岛相比，合并了莱芜的济南，就业人口大幅增长，2018年为423.9万人，2019年达到510.3万人。
孙不熟指出，为何很多省份都在打造强省会，就是因为必须有一个大城市来留住人才，如果这个省份缺乏大城市，人才就可能流动到其他省份去了，这是一二线城市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孙不熟认为，一些大城市的就业人口出现下降的原因，首先是伴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人口红利下降。其次是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尤其是房价高企，会挤出一部分人口。另外，中西部省份的强市近年来出现人口回流的情况，至少人口净流出的现象在缓解。
根据四川统计年鉴，2019年成都的就业人员数达到912.27万人，这一数据较2018年的894.96万人，大幅增长17.31万人。
陆杰华指出，随着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西部的后发优势在不断增强。近几年，武汉、西安、郑州、成都等多个城市，都通过各种优惠措施，吸引更多人到当地就业。
孙不熟认为，一些制造业转移到中西部，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此外，中西部的大城市也逐步培养起来一些高端产业。
“目前，人才肯定还是会向一线、新一线城市聚集，因为很多工作只有大城市可以提供，人才的马太效应会更加明显。但是人口流向并不一定，在很多中西部的城市，普通人也可以找到和东部类似的工作。因此，现在存在两种现象：人口向中西部回流，人才向大城市聚集。”孙不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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